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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国际马拉松赛冠军艾冬梅 诉说出卖奖牌背后辛酸
作者:someshe 日期:2007-04-10
一枚枚熠熠生辉的奖牌，记载的是昔日的心血、汗水和崇高荣耀，而今却成了维持生计的最后手段。去年10月，曾经的国际马拉松赛冠军艾冬梅选择了将教练王德显告上法庭，赔偿自己应该得到的工资和奖金，可是在经过了取证、庭审等环节后，正式开庭的日期却仍未确定。而追不回工资，艾冬梅的生活陷入了绝境，不得不将用血汗换来的奖牌卖掉。就算是这样，她还是非常担心，这些奖牌会不会好卖……
生活窘迫 要是奖牌卖不出去，我再把奖杯卖了
在北京通州一个偏僻的小区里，艾冬梅一家三口与人合租了一个两室一厅。空荡荡的房间里，没有一件属于他们的电器。而在他们那间不到10平方米的房间里，仅有的摆设是角落里的一张折叠床、一把折叠椅和一个床头柜。
拨通艾冬梅的电话已是晚上，如今，这手机已是她唯一与外界联络的工具。“卖奖牌，我这是实在没办法啊……”话筒彼端的声音，带着浓重的北方口音，沙哑而低沉。“官司什么时候开庭，我还不知道呢，现在除了等也没啥办法了。我和我老公都没工作，一个月300块钱哪够我们一家三口生活呢？现在我就是做点小本买卖去进点服装卖，不过我手里也没什么钱了，我就想把这些奖牌给卖了，要是奖牌卖不出去，我再把奖杯卖了……”
艾冬梅的爱人王启海曾是火车头队的队员，退役后在北京做过保安、给洗衣店打过工，现在处于失业状态，正和艾冬梅一起在摸索着做些“练摊”的小买卖。
“屋漏偏遭连阴雨”。前段时间，艾冬梅的爱人每月300元的工资也意外被火车头体协停掉，整个家庭唯一的经济来源就是艾冬梅现在300元的补贴——两人失业，还要拉扯孩子，在等待开庭的日子里，艾冬梅一家走入困境。
为了养家，艾冬梅决定重操旧业——卖服装。“自己开店可以坐着，给别人打工必须站着，时间长了自己的脚站不住。”可前期成本又把这位世界冠军给难住了。简单算笔账——所有成本在6000元左右，这其中包括3000块钱的柜台押金，以及一次性支付的3个月柜台租金近3000元。
路边摆摊 第一天就赔了100元，因为收了一张假钞
钱，钱，钱，当一切设想与可能，都在窘迫的经济条件面前变成泡影时，艾冬梅想到了那些沉甸甸的奖牌，那些记载着她人生岁月的珍贵奖牌，其中包括艾冬梅职业生涯最辉煌的1999年北京国际马拉松赛冠军奖牌。
采访中，艾冬梅始终隐隐强调着自己悲惨的现状，而回避对奖牌的太多回忆。也许，在她眼里，那些奖牌代表着曾经的辉煌，却也是如今一切痛苦的理由。“它们见证了我的过去。我现在都这样了，还要那些奖牌做什么？我看到那些奖牌感到特伤心，还是卖了算了。”睹物自怜，这样的痛苦让她坚定了卖牌信心。
“当初，奖牌是一切。运动员练得那么苦图什么，不就是为了多‘奔’几枚金牌嘛。”而现在，“也许只有这样做才可能让我们家的情况稍有好转”。
艾冬梅手里的奖牌一共有16块，其中包括她在北京国际马拉松赛、大连国际马拉松赛和日本千叶公路接力赛上获得的冠军奖牌。艾冬梅卖奖牌的价格低得惊人，金牌1000元、银牌500元、铜牌200元。即使如此，她还是担心自己的奖牌卖不出去。“如果还不够就将以前得的奖杯也卖了。”她下定决心。
艾冬梅还告诉记者，从上周起她已经开始在路边摆摊卖儿童服装，“就在我家附近武夷花园的一个农贸市场里，卖些便宜的小孩衣服什么的，就当先练着做生意吧。”艾冬梅卖的服装价格都不贵，卖上一天不过能赚上二十多元钱，每天摆摊时间仅半天，丈夫在旁边摊位卖爆米花。由于没经验，“第一天就赔了100元钱，因为收了一张100元假钞。”艾冬梅说。
行情看涨 有人愿掏5万元买金牌，有人想给她捐钱
4月7日，艾冬梅的奖牌正式在网上销售。“说实话，真正把这想法变成事实，我自己心里也特没底。你说，这1000块的价格，是不是开得有点高？”
点击进入艾冬梅的博客，记者看到博客评论已经近200条，留言也已超过34页。大量网友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有人惋惜，建议艾冬梅慎重考虑，有人同情，要给艾冬梅捐款，也有人表示愿意出高价购买奖牌。
留言中，不少网友与艾冬梅一样，曾经当过运动员。感同身受，他们的鼓励格外贴心。署名为“网易博友160”的网友留言：“老妹，我也是退役运动员，不过和你比起来我算幸运，看了你的事情，我挺揪心的。你挺难的，坚持住。”
留言中，更多的，则是打气的话。“网易博友232”表示：这些奖牌不只是你个人的荣誉，也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荣誉！请公开一个捐款的账号，接受我们对你的致敬和支持！
署名“网易博友84”的则说：看着这一切，我一瞬间感觉背都是凉的……希望冬梅姐用她拿到马拉松金牌那样的毅力努力生活！
事实证明艾冬梅此前的担心多余了。仅一天，艾冬梅就接到200多个电子邮件，大都是有意购买她奖牌的人发过来的，其中甚至有人出价5万元欲购买一枚金牌。
由于还没有与有意购买奖牌的人正面接触，因此艾冬梅对于目前高昂的价格也有些不太自信。但是有一点毋庸置疑，只要想卖的话，艾冬梅的奖牌绝对会以一个比她的预期值高得多的价格成交，有多名北京买家愿意以1万元以上的价格收购一块金牌。
对于自己奖牌“行情看涨”的现象，艾冬梅说自己挺感谢这么多的好心人。而对于有些网友表示，愿意给她买奖牌的钱但并不拿走奖牌，她一口回绝：“我不愿意这么做。我觉得，不能白拿别人的钱吧。”
不舍终究还是有的，采访中，艾冬梅流露了这样一个想法：“说实话，真要卖了，我感觉很伤心。我想了想，如果卖了，也请他们先帮我收藏着，等我有钱了，就赎回来。我想先做点小生意。有机会了一定报答社会，报答这些帮助我的人。”
连线律师 “案件可能继续拖下去”
就在艾冬梅为生计所迫要卖奖牌时，她目前的代理律师许子栋忧虑地表示，这种状况可能还将继续很长一段时间。
2006年9月18日，中国田径著名教练王德显曾经执教的火车头马拉松队4名退役女队员艾冬梅、郭萍、臧云杰、李娟，以王德显“侵占财产”罪正式向北京海淀区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该事件也成为去年体育界的轰动新闻之一。
艾冬梅等在诉讼中称，被告王德显作为火车头体工队教练，在执教期间以原告年龄小为由，代为保管她们的中国工商银行存折，之后，她们分别发现自己的存折内有部分款项被王德显取走，王德显拒绝归还。同时，艾冬梅还向媒体披露自己在训练时曾遭严厉体罚，因训练不科学导致双脚严重畸形。
许子栋是艾冬梅状告王德显侵吞工资一案原告方的代理律师，他一直在为艾冬梅的事奔波操劳。“我国民事诉讼实行两审终审制，普通案件一审审理期限是6个月，二审审理期限是3个月，特殊情况还可以延长。”许子栋在昨日接受采访时告诉记者，“但是从法院去年立案到现在，已经超过了6个月期限，还是迟迟没有开庭，这说明法院方面有可能并没把这起案件视为普通案子。鉴于这起案件带来了一定社会反响，法院可能比较重视吧，所以造成现在案子还将继续拖下去。”而艾冬梅也透露：“可能要转到合议庭由3个法官审理，因为之前我们把火车头体协也追加为被告，所以官司可能得拖到今年9月18日。”
现场直击
带着孩子摆地摊一天只挣二十块
“艾冬梅摆地摊卖衣服”是什么样子呢？这让记者有些好奇，不过当记者提出想要去看看的时候，艾冬梅倒是有点不好意思了。她说，“我怕你来了，我不好意思卖货了。”但最终艾冬梅还是同意了记者看她在农贸市场卖货的整个过程。
5：30出门抢占好摊位
记者原本打算和艾冬梅一家同时来到市场，但艾冬梅告诉记者，“这不太现实”，因为艾冬梅他们是早晨五点半就从家里出发，六点的时候已经开始支摊摆货了。后来记者才知道，虽然附近的居民要七八点钟才进市场买东西，但货主们是很早就来抢占好摊位的，稍微晚一点好位置就被别人给占了，这可能影响一天的生意。别看艾冬梅五点半就走了，但等他们到的时候，其他开农用车的商贩早就把好位置给占得差不多了。
10：00开张只挣一块钱
来到这个市场，在人头攒动的人群中，记者找到了他们的摊位。艾冬梅正在应付着顾客们的讨价还价。“六块钱最低了，五块钱我就赔了。”艾冬梅用这样的大实话说着，这时候已经是上午十点多了，她才赚了一块钱。还好她丈夫的爆米花“生意”已经卖出了四袋，每袋两块钱，一共八块钱进了腰包。此时，记者才注意到他们的女儿也在服装摊后面跑来跑去的。没有顾客的时候，艾冬梅他们才能顾得上孩子。艾冬梅的丈夫王启海告诉记者，孩子是同货物以及做爆米花的用具一起放在三轮车上拉过来的。
11：00收摊只剩20多块
接近十一点的时候，艾冬梅的生意略有好转，因为这时候已经接近收摊，很多人都会来抢购便宜货。在一番讨价还价后，艾冬梅卖了一套15块钱的内衣，赚了三块钱。之后，又卖出了四套小孩上衣和一条裙子，这样算下来，除去他们两人交过的10块钱市场管理费，他们今天的收入只剩下20多块钱了。接近中午十二点，市场上的商贩开始收摊。丈夫到附近的摊位花一块钱买了一堆别人挑剩下的梨放在了三轮车上，把孩子“绑”好之后，艾冬梅一家三口回家吃中午饭。
艾冬梅们路在何方？
在侵权官司进入法律程序之后，艾冬梅的代理律师许子栋曾表示：“我们已经把重点放到了更长远的方向上。艾冬梅们今后何去何从，更值得关注。”如果一切顺利，艾冬梅等人将获得数额不等的退役补偿，但让人更关注的是，除了这一笔有形的金钱之外，艾冬梅们将如何继续他们的生活？
在运动生涯结束之后，绝大部分从未获得过奥运会和全运会这两种分量最重的金牌的运动员，普遍文化水平较低、身体遭受过运动损伤，并且缺乏一技之长。以艾冬梅、邹春兰为代表的一部分运动员，如何真正解决他们的退役问题，是中国体育目前面临的难题。国家体育总局信息中心的数据表明，我国每年有3000名以上的运动员退役。《南方周末》报道，仅仅在被誉为“金牌工厂”的辽宁体院，2002年，积压的待分配运动员有数百名，2003年获得各种冠军的运动员就有数十名。
对于自谋职业的退役运动员，管理部门目前都采取一次性补偿的办法，但是在获得这笔数额或多或少的现金之后，他们又如何重新就业呢？为此，邓亚萍等政协委员曾递交提案，希望建立退役运动员就业培训制度和训教一体化制度，以便运动员尽快掌握谋生技能，同时在运动员培养过程中要“教训结合”。但类似的模式在实践过程中也存在难点，比如艾冬梅等人实际上获得了华东某大学大专挂本科的文凭，但却没有获得实际知识，因为高强度的封闭训练让他们没有真正学习的时间。
在北京奥运即将来临之时，我国体育体制改革也进入了攻坚阶段。如何让体育改革更人性化、社会化、市场化，“冬梅打官司”事件带给我们的是更深层的思考。 新华
艾冬梅的悲伤试探着国家的良心
艾冬梅，一个曾经为国家荣誉而拼命奔跑的人，而今成了北京通州一个起早贪黑的杂货小摊贩——她仍然在“奔跑”，只不过这次是为了“维持生计”。
或许只有在此时，她才会惊恐地发现，已然26岁的她，人生竟然才刚刚开始，而一切看起来却是那么不尽如人意——不再年轻、没有钱、没有技术、没有文化，以至于求一“糊口”工作而不可得。
那么，此前近10年的奔跑以及所取得的荣誉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艾冬梅用叫卖奖牌的方式暗示了她的不解和痛苦——作为一个曾经以“国家荣誉”为“最高利益”的运动员来说，一旦准备卖掉她一直追逐和引以为傲的东西，可以想象这背后隐藏了多大的无奈和悲伤。
毋庸讳言，制造悲伤并传播悲伤的不是别的，正是中国体育“举国体制”的巨大伤口。在这种体制之下，国家以不容辩驳的权威重用了运动员的体能和精神，而运动员们则为了“国家荣誉”，必须毫无条件地“训练、训练、再训练”，在职业生涯内一遍遍地重复同一个动作，而“生活在别处”。这或许也无可厚非，不管是“社会体制”还是“举国体制”都只是为国争光的方式不同而已。但问题是，既然“举国体制”在客观上造成了运动员正常学习生活的断裂，造成他们除了自己的体育项目之外往往身无长物，国家在其退役之后就负有不可推卸的补偿和帮扶责任，绝不能一推了之。
毕竟，不是每一个运动员都能像田亮那样顺利转型为商人和偶像明星，像邓亚萍那样成为体育官员，抑或像伏明霞那样嫁入豪门，从此衣食无忧。更多的人，在走出国家队的大门之后，都将面临重新适应社会，开始新生活的难题。在这个或许漫长的过程中，带着荣誉亦带着伤病、迷茫的人们，亟待国家伸出援助之手，哪怕只是送他们走出一程。我们提倡“以德治国”，而在我看来，国家的“德行”之一正是不把任何一位公民视作一个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临时演员”。目前，或许我们还无法改变“举国体制”，但至少，我们可以使其温情一点、厚道一点，因为这是国家之为国家的“大德”所在。华商
别让落魄冠军的气话成为“警世通言”
去年的阳春三月，在长春当搓澡工的全国举重冠军邹春兰，对采访她的记者说：“奖牌曾让我自豪，但现在留给我的只有痛苦的回忆。”
话音未落，更刺痛人心的消息再次传来。前国际马拉松冠军艾冬梅在回答记者“是否想让女儿继承自己的事业”的问题时，艾冬梅毅然表示：“肯定不希望。我和几个一起退役的姐妹都说好了，谁家孩子以后要当运动员，就把孩子的腿打折。”
当然，我们更愿意相信这些都是气话，是两位落魄冠军对自己人生经历和生活状态的不平之鸣。但是，我们依然忧心：假如这些气话成为“警世通言”，让冠军的后代及更多的运动员们恍若“醍醐灌顶”，从而不愿再献身国家的体育事业，不再抱着“匹夫有责”之心去关心公共事业，到时候我们该去怪谁？
从全国冠军当上搓澡工，到国际马拉松冠军摆地摊谋生，这已经从个案变成了一种现象。曾经的荣耀成为痛苦的回忆，曾经热爱的事业成了“肯定不希望”孩子参与的“仇敌”，这种强烈的反差所折射出的，不仅是体育功臣个人的悲哀，更是社会乃至整个国家的伤口。毫无疑问，这些为国家荣誉做出过巨大贡献和牺牲的功臣，如果得不到妥善安置和保障，势必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进而极大地打击其他体育运动员为国奉献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毕竟，体育运动员都是吃青春饭的，无论他们年轻时得过多少金牌，都有英雄迟暮退役的那一天。当这一天来临时，他们有没有谋生手段，能不能得到基本的保障，直接关系着他们的命运。
邹春兰和艾冬梅生计困难，从表层上看是因为她们文化层次不高，缺乏一技之长，但深层原因却是国家利益对个人利益的挤压和剥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大我”对“小我”的无偿占用。长期以来，我们反复教育学生要热爱祖国、热爱集体，积极地为祖国奉献力量。但却很少有人提出这个问题：一个国家和政府应该为自己的公民、自己的英雄做些什么？邹春兰和艾冬梅为了“大我”，长年从事体育训练，并通过不懈努力为国家赢得了荣誉。但是，国家和社会为她们做了些什么呢？没有帮她们补习文化课，没有教会她们谋生的本领，甚至连她们训练中应得的血汗钱也克扣或拖欠不给，这怎能不让落魄冠军伤心呢？
如今，“谁家孩子以后要当运动员，就把孩子的腿打折”的气话，其实更像一种诘问。她们在诘问当前的体育运动员权利保障制度——在国家的体育功臣青春逝去被迫退役而缺乏求生技能时，国家该怎样做他们的“善后工作”？是加强帮扶还是弃之不管？在他们眼中，国家和政府如果真的“无情无义”，那么，他们唯一能做的也许只有发誓了：绝对不让孩子再踏进这一行，否则打折他们的腿。
也许我们都不愿意看到这一天：当有人想当运动员的时候，立马有人会说，算了吧，看看邹春兰和艾冬梅，都曾是世界冠军呢，现在呢？还不是那个样儿！周俊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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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军搓澡工享受快乐春节
十年之前，邹春兰是全国举重冠军；十年之中，退役的邹春兰数度面对生活的艰辛，最终成为搓澡女工，没有住房，连吃炒鸡蛋都成为一种奢侈；十年之后，邹春兰是洗衣店的老板，有自己的事业，有自己的住房———阔别了十年的快乐春节再度走入她的生活。除夕夜，邹春兰做了十几个菜，有炖鸡、红烧鱼。邹春兰介绍说：“洗衣店刚开业那段日子，顾客少，我几乎没有信心了。但好歹挺过来了，现在不仅生意越来越好了，来帮忙打工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前一段日子还有两个放假的大学生来帮忙呢。”
被禁赛的王德显过得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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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通艾冬梅的电话已是晚上，如今，这手机已是她唯一与外界联络的工具。“卖奖牌，我这是实在没办法啊……”话筒彼端的声音，带着浓重的北方口音，沙哑而低沉。“官司什么时候开庭，我还不知道呢，现在除了等也没啥办法了。我和我老公都没工作，一个月300块钱哪够我们一家三口生活呢？现在我就是做点小本买卖去进点服装卖，不过我手里也没什么钱了，我就想把这些奖牌给卖了，要是奖牌卖不出去，我再把奖杯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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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奖牌是一切。运动员练得那么苦图什么，不就是为了多‘奔’几枚金牌嘛。”而现在，“也许只有这样做才可能让我们家的情况稍有好转”。
艾冬梅手里的奖牌一共有16块，其中包括她在北京国际马拉松赛、大连国际马拉松赛和日本千叶公路接力赛上获得的冠军奖牌。艾冬梅卖奖牌的价格低得惊人，金牌1000元、银牌500元、铜牌200元。即使如此，她还是担心自己的奖牌卖不出去。“如果还不够就将以前得的奖杯也卖了。”她下定决心。
艾冬梅还告诉记者，从上周起她已经开始在路边摆摊卖儿童服装，“就在我家附近武夷花园的一个农贸市场里，卖些便宜的小孩衣服什么的，就当先练着做生意吧。”艾冬梅卖的服装价格都不贵，卖上一天不过能赚上二十多元钱，每天摆摊时间仅半天，丈夫在旁边摊位卖爆米花。由于没经验，“第一天就赔了100元钱，因为收了一张100元假钞。”艾冬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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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7日，艾冬梅的奖牌正式在网上销售。“说实话，真正把这想法变成事实，我自己心里也特没底。你说，这1000块的价格，是不是开得有点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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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还没有与有意购买奖牌的人正面接触，因此艾冬梅对于目前高昂的价格也有些不太自信。但是有一点毋庸置疑，只要想卖的话，艾冬梅的奖牌绝对会以一个比她的预期值高得多的价格成交，有多名北京买家愿意以1万元以上的价格收购一块金牌。
对于自己奖牌“行情看涨”的现象，艾冬梅说自己挺感谢这么多的好心人。而对于有些网友表示，愿意给她买奖牌的钱但并不拿走奖牌，她一口回绝：“我不愿意这么做。我觉得，不能白拿别人的钱吧。”
不舍终究还是有的，采访中，艾冬梅流露了这样一个想法：“说实话，真要卖了，我感觉很伤心。我想了想，如果卖了，也请他们先帮我收藏着，等我有钱了，就赎回来。我想先做点小生意。有机会了一定报答社会，报答这些帮助我的人。”
连线律师 “案件可能继续拖下去”
就在艾冬梅为生计所迫要卖奖牌时，她目前的代理律师许子栋忧虑地表示，这种状况可能还将继续很长一段时间。
2006年9月18日，中国田径著名教练王德显曾经执教的火车头马拉松队4名退役女队员艾冬梅、郭萍、臧云杰、李娟，以王德显“侵占财产”罪正式向北京海淀区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该事件也成为去年体育界的轰动新闻之一。
艾冬梅等在诉讼中称，被告王德显作为火车头体工队教练，在执教期间以原告年龄小为由，代为保管她们的中国工商银行存折，之后，她们分别发现自己的存折内有部分款项被王德显取走，王德显拒绝归还。同时，艾冬梅还向媒体披露自己在训练时曾遭严厉体罚，因训练不科学导致双脚严重畸形。
许子栋是艾冬梅状告王德显侵吞工资一案原告方的代理律师，他一直在为艾冬梅的事奔波操劳。“我国民事诉讼实行两审终审制，普通案件一审审理期限是6个月，二审审理期限是3个月，特殊情况还可以延长。”许子栋在昨日接受采访时告诉记者，“但是从法院去年立案到现在，已经超过了6个月期限，还是迟迟没有开庭，这说明法院方面有可能并没把这起案件视为普通案子。鉴于这起案件带来了一定社会反响，法院可能比较重视吧，所以造成现在案子还将继续拖下去。”而艾冬梅也透露：“可能要转到合议庭由3个法官审理，因为之前我们把火车头体协也追加为被告，所以官司可能得拖到今年9月18日。”
现场直击
带着孩子摆地摊一天只挣二十块
“艾冬梅摆地摊卖衣服”是什么样子呢？这让记者有些好奇，不过当记者提出想要去看看的时候，艾冬梅倒是有点不好意思了。她说，“我怕你来了，我不好意思卖货了。”但最终艾冬梅还是同意了记者看她在农贸市场卖货的整个过程。
5：30出门抢占好摊位
记者原本打算和艾冬梅一家同时来到市场，但艾冬梅告诉记者，“这不太现实”，因为艾冬梅他们是早晨五点半就从家里出发，六点的时候已经开始支摊摆货了。后来记者才知道，虽然附近的居民要七八点钟才进市场买东西，但货主们是很早就来抢占好摊位的，稍微晚一点好位置就被别人给占了，这可能影响一天的生意。别看艾冬梅五点半就走了，但等他们到的时候，其他开农用车的商贩早就把好位置给占得差不多了。
10：00开张只挣一块钱
来到这个市场，在人头攒动的人群中，记者找到了他们的摊位。艾冬梅正在应付着顾客们的讨价还价。“六块钱最低了，五块钱我就赔了。”艾冬梅用这样的大实话说着，这时候已经是上午十点多了，她才赚了一块钱。还好她丈夫的爆米花“生意”已经卖出了四袋，每袋两块钱，一共八块钱进了腰包。此时，记者才注意到他们的女儿也在服装摊后面跑来跑去的。没有顾客的时候，艾冬梅他们才能顾得上孩子。艾冬梅的丈夫王启海告诉记者，孩子是同货物以及做爆米花的用具一起放在三轮车上拉过来的。
11：00收摊只剩20多块
接近十一点的时候，艾冬梅的生意略有好转，因为这时候已经接近收摊，很多人都会来抢购便宜货。在一番讨价还价后，艾冬梅卖了一套15块钱的内衣，赚了三块钱。之后，又卖出了四套小孩上衣和一条裙子，这样算下来，除去他们两人交过的10块钱市场管理费，他们今天的收入只剩下20多块钱了。接近中午十二点，市场上的商贩开始收摊。丈夫到附近的摊位花一块钱买了一堆别人挑剩下的梨放在了三轮车上，把孩子“绑”好之后，艾冬梅一家三口回家吃中午饭。
艾冬梅们路在何方？
在侵权官司进入法律程序之后，艾冬梅的代理律师许子栋曾表示：“我们已经把重点放到了更长远的方向上。艾冬梅们今后何去何从，更值得关注。”如果一切顺利，艾冬梅等人将获得数额不等的退役补偿，但让人更关注的是，除了这一笔有形的金钱之外，艾冬梅们将如何继续他们的生活？
在运动生涯结束之后，绝大部分从未获得过奥运会和全运会这两种分量最重的金牌的运动员，普遍文化水平较低、身体遭受过运动损伤，并且缺乏一技之长。以艾冬梅、邹春兰为代表的一部分运动员，如何真正解决他们的退役问题，是中国体育目前面临的难题。国家体育总局信息中心的数据表明，我国每年有3000名以上的运动员退役。《南方周末》报道，仅仅在被誉为“金牌工厂”的辽宁体院，2002年，积压的待分配运动员有数百名，2003年获得各种冠军的运动员就有数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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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奥运即将来临之时，我国体育体制改革也进入了攻坚阶段。如何让体育改革更人性化、社会化、市场化，“冬梅打官司”事件带给我们的是更深层的思考。 新华
艾冬梅的悲伤试探着国家的良心
艾冬梅，一个曾经为国家荣誉而拼命奔跑的人，而今成了北京通州一个起早贪黑的杂货小摊贩——她仍然在“奔跑”，只不过这次是为了“维持生计”。
或许只有在此时，她才会惊恐地发现，已然26岁的她，人生竟然才刚刚开始，而一切看起来却是那么不尽如人意——不再年轻、没有钱、没有技术、没有文化，以至于求一“糊口”工作而不可得。
那么，此前近10年的奔跑以及所取得的荣誉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艾冬梅用叫卖奖牌的方式暗示了她的不解和痛苦——作为一个曾经以“国家荣誉”为“最高利益”的运动员来说，一旦准备卖掉她一直追逐和引以为傲的东西，可以想象这背后隐藏了多大的无奈和悲伤。
毋庸讳言，制造悲伤并传播悲伤的不是别的，正是中国体育“举国体制”的巨大伤口。在这种体制之下，国家以不容辩驳的权威重用了运动员的体能和精神，而运动员们则为了“国家荣誉”，必须毫无条件地“训练、训练、再训练”，在职业生涯内一遍遍地重复同一个动作，而“生活在别处”。这或许也无可厚非，不管是“社会体制”还是“举国体制”都只是为国争光的方式不同而已。但问题是，既然“举国体制”在客观上造成了运动员正常学习生活的断裂，造成他们除了自己的体育项目之外往往身无长物，国家在其退役之后就负有不可推卸的补偿和帮扶责任，绝不能一推了之。
毕竟，不是每一个运动员都能像田亮那样顺利转型为商人和偶像明星，像邓亚萍那样成为体育官员，抑或像伏明霞那样嫁入豪门，从此衣食无忧。更多的人，在走出国家队的大门之后，都将面临重新适应社会，开始新生活的难题。在这个或许漫长的过程中，带着荣誉亦带着伤病、迷茫的人们，亟待国家伸出援助之手，哪怕只是送他们走出一程。我们提倡“以德治国”，而在我看来，国家的“德行”之一正是不把任何一位公民视作一个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临时演员”。目前，或许我们还无法改变“举国体制”，但至少，我们可以使其温情一点、厚道一点，因为这是国家之为国家的“大德”所在。华商
别让落魄冠军的气话成为“警世通言”
去年的阳春三月，在长春当搓澡工的全国举重冠军邹春兰，对采访她的记者说：“奖牌曾让我自豪，但现在留给我的只有痛苦的回忆。”
话音未落，更刺痛人心的消息再次传来。前国际马拉松冠军艾冬梅在回答记者“是否想让女儿继承自己的事业”的问题时，艾冬梅毅然表示：“肯定不希望。我和几个一起退役的姐妹都说好了，谁家孩子以后要当运动员，就把孩子的腿打折。”
当然，我们更愿意相信这些都是气话，是两位落魄冠军对自己人生经历和生活状态的不平之鸣。但是，我们依然忧心：假如这些气话成为“警世通言”，让冠军的后代及更多的运动员们恍若“醍醐灌顶”，从而不愿再献身国家的体育事业，不再抱着“匹夫有责”之心去关心公共事业，到时候我们该去怪谁？
从全国冠军当上搓澡工，到国际马拉松冠军摆地摊谋生，这已经从个案变成了一种现象。曾经的荣耀成为痛苦的回忆，曾经热爱的事业成了“肯定不希望”孩子参与的“仇敌”，这种强烈的反差所折射出的，不仅是体育功臣个人的悲哀，更是社会乃至整个国家的伤口。毫无疑问，这些为国家荣誉做出过巨大贡献和牺牲的功臣，如果得不到妥善安置和保障，势必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进而极大地打击其他体育运动员为国奉献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毕竟，体育运动员都是吃青春饭的，无论他们年轻时得过多少金牌，都有英雄迟暮退役的那一天。当这一天来临时，他们有没有谋生手段，能不能得到基本的保障，直接关系着他们的命运。
邹春兰和艾冬梅生计困难，从表层上看是因为她们文化层次不高，缺乏一技之长，但深层原因却是国家利益对个人利益的挤压和剥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大我”对“小我”的无偿占用。长期以来，我们反复教育学生要热爱祖国、热爱集体，积极地为祖国奉献力量。但却很少有人提出这个问题：一个国家和政府应该为自己的公民、自己的英雄做些什么？邹春兰和艾冬梅为了“大我”，长年从事体育训练，并通过不懈努力为国家赢得了荣誉。但是，国家和社会为她们做了些什么呢？没有帮她们补习文化课，没有教会她们谋生的本领，甚至连她们训练中应得的血汗钱也克扣或拖欠不给，这怎能不让落魄冠军伤心呢？
如今，“谁家孩子以后要当运动员，就把孩子的腿打折”的气话，其实更像一种诘问。她们在诘问当前的体育运动员权利保障制度——在国家的体育功臣青春逝去被迫退役而缺乏求生技能时，国家该怎样做他们的“善后工作”？是加强帮扶还是弃之不管？在他们眼中，国家和政府如果真的“无情无义”，那么，他们唯一能做的也许只有发誓了：绝对不让孩子再踏进这一行，否则打折他们的腿。
也许我们都不愿意看到这一天：当有人想当运动员的时候，立马有人会说，算了吧，看看邹春兰和艾冬梅，都曾是世界冠军呢，现在呢？还不是那个样儿！周俊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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